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出现战略失误，从此其放弃使用奇招
诸葛亮北伐，以第一次的形势为最好，却以第一次的受挫为最重。诸葛亮本人对首次北伐的检讨影响了他此后的用兵方略。
第一次北伐失败诸葛亮的战略失误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派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自率大军出陇西，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响应，关中响震。
鱼豢的《魏略》载：“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预备；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怯，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魏明帝在随后讨伐诸葛亮的诏书中亦说到：“自朕即位，三边无事，犹哀怜天下数遭兵革，且欲养四海之耆老，长后生之孤幼，先移风于礼乐，次讲武于农隙，置亮画外，未以为虞。”
无论是以为刘备死而蜀中无人因而“略无预备”，还是采取偃武修文的政策因而“置亮画外，未以为虞”，可以肯定的是，曹魏对诸葛亮北伐并无战略预警。这是诸葛亮北伐开局顺利的大背景。
三郡响应的具体情况，《魏略·游楚传》载：“太和中，诸葛亮出陇右，吏民骚动。天水、南安太守各弃郡东下。楚独据陇西。”天水太守弃郡东下一事，可与《蜀书·姜维传》中所述相印证。
时天水太守马遵出行，闻蜀军突至，吏民响应，怀疑姜维等随行属官有异心，遂弃其郡中主要属官，连夜亡保上邽。姜维等人奔上邽不纳，回天水郡治冀城亦不纳，乃降诸葛亮。
《姜维传》注引《魏略》则说，冀城人推姜维诣亮，只是，“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不管是哪种情形，可以推定，蜀军并未接收天水郡治冀城。
南安郡的情形，上引《魏略·游楚传》中说到，南安太守弃郡东下后，“南安果将蜀兵，就攻陇西”。未详蜀军是否占领南安郡治临渭，但推测蜀军应该大体控制南安局势，故能分兵转攻三郡西面的陇西郡（治襄武）。
《魏略·游楚传》中还说到，魏军收复三郡后，天水、南安二郡太守各获重刑。安定太守不在重刑之列，可以推测蜀军兵锋应该未及安定郡治临泾。安定郡叛魏应蜀的情形，可能主要是指杨條保月支城之类的吏民响应。安定郡大部在陇山以东，对于此间的大局影响不大。
对于诸葛亮意在占领陇西的出兵目标来说，这一形势非常有利。以陇西变乱频仍的脆弱根基，诸葛亮兵出祁山即有三郡响应，天水、南安二郡太守弃郡逃亡，天水郡的主要属官亦已降蜀，二郡群龙无首。若能牢固控制二郡，即已割断陇西。
形势却迅速发生逆转，蜀军不但未能占据陇西，反而遭遇大溃败。形势逆转的关键似乎是马谡在街亭的兵败。若将军事检讨的目光局限于此，往往很方便地将蜀军此次北伐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马谡的指挥不当，进而归结到诸葛亮选将用人的不当。但这样的认识只会遮蔽战略层次的检讨。
诸葛亮本人对此战的检讨见之于他请求自贬的上疏：“臣以弱才，叨窍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怯，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其咎。”
诸葛亮的疏文中确实说到街亭、箕谷的失利对战局的影响，以及自己“明不知人”、“授任无方”，以致不当地任用马谡，造成街亭这一关键性战场的失利。
诚然，马谡应对街亭的兵败负直接的责任。《蜀书·王平传》载，“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魏书·张郃传》载，“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两种不同背景的资料相与印证，基本可以确定马谡在街亭兵败的战术原因。
但是，仅以诸葛亮错误地任用了马谡、马谡错误的指挥导致了街亭的兵败，来解释蜀汉此次北伐的失败是不够的。
街亭失守，未能阻挡魏军上陇，固然对战局有影响，但未必会导致蜀军的全面败退。诸葛亮第二次出陇西时，司马懿、张郃的大军也顺利上陇，诸葛亮与魏军周旋于陇上，尚且取得斩首三千级的战果，退军时还射杀曹魏名将张郃。
蜀军显然还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马谡传》载，马谡为张郃所破后，“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王平传》载，马谡败后，“众尽星散”。王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张郃疑有伏兵，才未敢进逼。王平后来还“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
另据《赵云传》，诸葛亮在询问何以箕谷不至大败时也说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上述史料显示，魏军反攻时，蜀军发生了崩溃的效应。
魏明帝在随后的一份“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的诏书中说，“王师方振，胆破气夺，马谡、高祥，望旗奔败。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惊朕师”。语虽不免渲染，但显然很得意于魏军反攻对蜀军造成的崩溃效果。
蜀军出师时，“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遭到反攻时，为什么竟会发生崩溃呢？
寻常读史，多将注意力放在街亭与马谡身上，以至于忽略了诸葛亮疏文中在战略层次反思的信息。疏中所言“临事而怯”、“《春秋》责帅”，都是援引儒家经典。
“临事而怯”，典出《论语》。孔子对子路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之意，是说为将者应该“临事而惧”，不可逞匹夫之勇。
兵者，国之大事，关乎国家的存亡，关乎千万人的生死，所以，统兵者应该戒慎恐惧，谋定而动。诸葛亮引《论语》中的话，应该是取孔子之意。诸葛亮是在反思自己未能做到“临事而怯”。有意思的是，后世多批评诸葛亮用兵过于谨慎，诸葛亮却是在反思自己用兵不够谨慎。
厘清诸葛亮反思的两个层次，他是把未能做到“训章明法”为“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的根本原因。
有人将诸葛亮这段话的意思理解为，不能训章明法，以至于临事而怯，所以招致失败。是其不能贯通经史，不知此语所据，因而所作理解与诸葛亮的本意南辕北辙。如此理解，当然也就不能从诸葛亮的反思里去推知此前的战略失误。
鉴于前面所梳理的，蜀军在遭遇反攻时发生“离散”、“星散”、“诸营遗迸”、“兵将不复相录”诸情形，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训章明法”，还好理解；他为什么把未能做到“临事而怯”也作为兵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在曹魏毫无战略预警的情况下，在事前联络凉州诸胡得到积极响应的情况下，诸葛亮兵出祁山，即有三郡叛魏响应，蜀汉北伐，开局大好。消息传来，不惟关中响震，洛阳也一时“朝臣未知计所出”。
魏明帝派曹真督诸军驻郿，派张郃统诸军上陇反击蜀军，魏明帝本人随后亲至长安为后镇。此前，曹真受曹丕遗命辅政，张郃在荆州参与对孙吴的作战。魏明帝此次召用张郃，并未如该年冬再召张郃时那样用驿马——此举意在通过驿传系统以最快的速度将张郃召至前线，军队则就近集结。
张郃从荆州战区启程，率步骑五万驰抵陇山西口的街亭，蜀军却既未拿下陇上的重要城池如冀城、上邽，也未堵塞魏军越陇之口，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蜀军的兵锋竟然远及三郡西面的陇西郡。
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临事而怯”，对应的情形是过于乐观。一支军队在出师时“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在遭遇反攻时竟会“众尽星散”，当与这种过于乐观的心理有关。
蜀军上下包括诸葛亮本人，可能因开局顺利而滋生出过于乐观的心理，对魏军作出反应的速度未做充分的估计，因而未能明确下一步作战的要点：应该迅速堵塞陇山隘口，阻挡曹魏东部大军入援；至少应该迅速攻取陇上诸城，作为与魏军持久周旋的据点。
马谡失街亭与第一次北伐失败
蜀军攻陇西郡时，曹魏陇西太守游楚激励吏民坚守陇西郡城襄武。《魏略·游楚传》记载：“南安果将蜀兵，就攻陇西。楚闻贼到，乃遣长史马顒出门设阵，而自于城上晓谓蜀帅，言：‘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使颙鸣鼓击之，蜀人乃去。后十余日，诸军上陇，诸葛亮破走。”
游楚都能认识到陇右攻守的要点：蜀军能不能占领陇右，最终取决于能不能阻断陇山隘口；若不能阻断陇口，纵然略地，能不能保有，最终仍须决战而定。
根据《魏略·游楚传》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可对蜀军出祁山后的行动节奏作一个大致的推估。蜀军出祁山后，略地至南安，再转攻陇西郡，“后十余日，诸军上陇”，始有街亭之战。
如果诸葛亮在上陇之后即优先选择阻断陇山隘口，自当有充裕的时间，从容经营，作固守之备。那时，即令仍用马谡为先锋，即令马谡仍会出现“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其实都来得及纠正。
看来，马谡统兵去守街亭，并不是诸葛亮上陇之后即作出的部署，而是一个仓促的行动，应该是在魏军反攻的态势明朗后仓促作出的部署。马谡去守街亭，出现“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也可能与时间仓促有关。
魏军的反应速度却是异乎寻常的快。《蜀书·后主传》和《蜀书·诸葛亮传》均将诸葛亮出兵一事系于建兴六年（228年）春；《魏书·明帝纪》将此事系于太和二年（228年）春正月。《明帝纪》还载，“丁未，行幸长安”。丁未日为该年二月十七。
此时，魏明帝本人的车驾都已亲临长安，则曹真、张郃西援的时间必定更早，速度必定更快。
虽然派出了马谡去守街亭，诸葛亮似乎仍未认识到陇口的攻守将会是下一步作战的重点。诸葛亮虽然“违众拔谡”为先锋，而没有选用“宿将魏延、吴懿等”，然则“宿将魏延、吴懿等”时在何处？
如果陇口的拒守已成为蜀军作战的重点，宿将魏延、吴懿等岂不仍应率军继进？大军岂不仍应朝街亭趋近？陈寿在《马谡传》中说他“统大众在前”，然则马谡所统究竟有多少人马？魏明帝的诏书中只说“马谡、高祥，望旗奔败”，以其一人守街亭，一人守街亭附近的列柳城，分别为张郃和郭淮所破。王平为马谡副将，所领不过千人。
日后诸葛亮反思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诸葛亮所言兵“多于贼”，应该是指蜀军在陇西的总兵力多于张郃所率的五万步骑。
从蜀军兵锋远及三郡西面的襄武看，蜀军分兵略地，比较分散。一旦街亭兵败，诸葛亮即感“进无所据”，甚至放弃了作野战的周旋。可能是因为前线“众尽星散”的乱流，冲击到蜀军整体的军情，蜀军发生崩溃的效应，以至于诸葛亮觉得这场仗无法再打下去，所以全线退兵。
战后，诸葛亮除了斩马谡外，还诛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可知“兵将不复相录”的溃败现象不只出现在街亭一处。这也可以反证，从派马谡去守街亭到兵败，整个过程仓促到蜀军连作后续反应的余地都没有。
蜀军首次北伐在陇西作战的失利，根本原因不在于马谡，而在于没有清晰的作战要点。马谡在街亭的指挥不当，只是让蜀军战略失误的危害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当然，如果马谡是一个有经验的统兵宿将，少一些“举动失宜”之类的失误，则多少能迟滞魏军上陇，为诸葛亮调整部署赢得时间。
诸葛亮既然选择陇西作为北伐的阶段性目标，当不至于暗昧到不知陇西在魏蜀战争中的地位和攻守的要点。诸葛亮将未能“临事而怯”作为兵败的原因之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开局顺利的大好形势下，蜀军从上到下滋生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以为可以从容略定陇西，再转身堵塞陇坻，面向关中；对魏军的反攻——尤其是魏军作出反应的速度——未做充分的估计，未能优先选择阻断陇山隘口，以至于让大好的北伐形势转瞬即逝。
诸葛亮“用奇”与北伐失败
这是对蜀军在陇西作战部分的战略检讨，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作战区域还不只是陇西，东线还有赵云、邓芝出斜谷。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派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箕谷与斜谷相距不远，一为箕水河谷，一为斜水河谷，谷口皆在秦岭北麓。赵云所统偏师的进军路线为褒斜道，可能是在相持的过程中，因地取势，转据箕谷。赵云率军出斜谷，示形于关中，牵引曹真屯驻于郿。郿城正对斜口。
蜀军在陇西兵败时，箕谷之师亦遭失败，只是损失不如陇西那么大。《赵云传》载：“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赵云在战后被贬为镇军将军。
对蜀军箕谷失利的战略检讨则涉及诸葛亮用奇的问题。诸葛亮用兵，并非没有用奇。第一次北伐，即以大军出陇西，偏师出斜谷，此即奇正之用；但自此以后，诸葛亮确实放弃了用奇。
诸葛亮第二次出兵陇西之时，张郃曾提议分兵驻雍、郿。《汉晋春秋》载：“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遂进。”
这段话作为司马懿兵略而载诸史册，张郃的分析意见却看不到。若只顺着司马懿的话意理解张郃的提议，会觉得张郃简直是不知兵略。
司马懿的这段话是将张郃建议的兵力配置，看成是以雍、郿的魏军与陇上的魏军形成东西向的纵深配置，所以他说：“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若张郃果是此意，则他实在应该惭于名将的令名。盖以跨越陇山上下而谋纵深配置，虽庸才亦不出此。
在曹魏的诸名将中，张郃以“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见长，陈寿评价他“以巧变为称”。他提议分兵驻雍、郿，不是意在构成东西向的纵深配置，而是防备蜀军再从南侧翼出击。
雍城可以监控陈仓道的出口，郿城可以监控褒斜谷的出口。张郃可能是考虑到诸葛亮上次出陇西时，曾以偏师出斜谷，所以觉得有必要防备蜀军再出斜谷或骆谷。
但诸葛亮这次并没有用奇，以后也没有用奇。关于诸葛亮是否用奇，以及是否擅长用奇的讨论，可能跟他与魏延的分歧有关。
后世关于诸葛亮用兵是否擅长用奇的评价，受鱼豢《魏略》中的那段叙述影响很大。鱼豢在《魏略》中所叙述的诸葛亮拒绝了魏延建议以偏师出子午、大军出斜谷的方案，大抵不出敌国传闻之言。但魏延与诸葛亮对北伐的军事见解有分歧则是事实。陈寿在《魏延传》中写到：“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魏延所欲仿效的“韩信故事”，就是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后，其主要的作战经历并不是随刘邦在正面战场指挥，而是自率一军，从山西开始，灭魏、平代、破赵、降燕、下齐，从北面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魏延与韩信一样，都是从低级将校被破格擢拔，都是在汉中这个地方，且都造成“一军尽惊”的效果。魏延可能因此而认为自己应该像韩信那样，自率一军，独当一面。
魏延原被刘备擢拔以守汉中，诸葛亮北驻汉中后，以魏延为丞相司马，将其置于直接指挥之下。诸葛亮第一次用奇，用了赵云统兵，而非魏延。建兴八年（230年），诸葛亮派魏延率军入羌中，也是与吴懿一起，魏延以功迁征西大将军，吴懿以功迁左将军。看来诸葛亮并不认为魏延是独当一面的将才。
纵观魏延行事，他虽然作战骁勇，但确实不是韩信那样兼具政治头脑、战略眼光和战术才能的大将之才。在丞相死后他还认为这场仗能继续打下去，显见他没有政治头脑；于座中动辄“举刀拟仪”，与杨仪发生矛盾时蜀汉高层文武全都支持杨仪，显见他不能辑和上下。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评论魏延“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其性”。
将这一切归结于魏延的本性。因此，诸葛亮与魏延的分歧，与其说是对北伐的战略见解有不同，不如说是对魏延本人的才能与地位的评价有差距。
即令如此，诸葛亮对魏延其实表现出了足够的倚重。诸葛亮主政期间，除同为辅政的李严在后主即位后被授以假节外，北伐前线的将领中，新授以假节者，魏延一人而已。
宿将吴懿是在诸葛亮卒后以车骑将军督汉中时才被授以假节。建兴八年（230年），魏延入羌中作战，击破郭淮后，被授以假节。次年，在表废李严的公文中，魏延的头衔更进位为使持节。按汉魏之际的惯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到诸葛亮去世前，魏延兵权之重，只在诸葛亮一人之下。
赵云、邓芝率军出斜谷，曹真率军驻郿以拒之。看来赵云初出时，确实起到了吸引魏军注意力的作用。诸葛亮是后又说过，“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看来赵云牵制的魏军兵力比较有限。魏军可能在弄清赵云所部的意图后，只留少部兵马驻郿以监视蜀军行动。
至于箕谷的失利，《赵云传》中说是由于“兵弱敌强”，则似魏军反攻时，兵力又多于箕谷的蜀军。可能是魏军在陇西的大局已定之后，得以腾出手来，以优势兵力对付箕谷的蜀军。
诸葛亮在上疏中将箕谷的失利称之为“箕谷不戒之失”，显然是在兵力强弱的因素之外，还有另外的认识。赵云作战勇猛，陈寿将他与黄忠比作西汉初的“灌、滕之徒”。赵云“敛众固守，不至大败”，是其统兵又有持重的一面。
那么，何谓“不戒之失”呢？要点在于箕谷的蜀军从“皆多于贼”到“兵弱敌强”的转换环节。所谓不戒，是指没有及时察见这一变化，而这一变化又与陇西的战况息息相关。诸葛亮率大军出陇西，以赵云率偏师出斜谷，原是要以两支军队互为奇正之用。
箕谷的蜀军应该配合陇西的蜀军作战。但箕谷的蜀军在“皆多于贼”时，未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牵制更多的魏军，以利陇西的蜀军作战；在曹魏东部的大军经关中驰援陇西时，也未能迟滞魏军的行动，为陇西的蜀军赢得时间去阻断陇口；而在陇西的蜀军兵败后，又未能及时地察见魏军作战重点的转移。
最低限度，关中的蜀军应该为陇西的蜀军提供曹魏反攻的预警。但是，只要蜀军未能迟滞魏军行动，只恐蜀军尚未将相关信息传递陇西，魏军早已驰抵陇口。概言之，此次北伐，诸葛亮以赵云率偏师出斜谷，配合大军出陇西，并没有达到互为奇正之用的目的。
那么，何以会有“不戒之失”呢？统兵而有“不戒之失”，为将者当然有责，这从赵云被贬可以确认；但赵云只是被贬为镇军将军，而未如马谡、张休、李盛那样被斩首，也未如黄袭那样被剥夺兵权，亦显示这不全然为赵云之咎。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诸葛亮用奇之失，而是关陇基本的地理形势制约使然。
蜀军要想在陇西与箕谷之间联络，既要翻越陇山上下，又要穿越数百里秦岭谷道，要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而及时地传递作战信息，以当时的通讯手段，谈何容易！
《水经注》沔水载有诸葛亮与兄诸葛瑾书，“倾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
赵云与邓芝俱出斜谷，只是具体屯兵之点不同，二人要保持联络呼应尚且不便，何况是与相隔崇山峻岭的陇西大军协同配合呢。
用兵以奇正，时间上的密切配合至关重要；而要做到密切的协同与配合，信息的快速传递又至关重要。否则，兵分奇正，就只能是徒然分散兵力，而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
诸葛亮虽将蜀军在箕谷的失利归纳为“箕谷不戒之失”，但基本情势的不利在兵败之前即已存在。箕谷的失利，只是将陇山和秦岭的地理形势对蜀军用奇的制约显现出来了。
诸葛亮日后出兵，不再用奇，当与他本人对第一次用奇失利的反思性认识有关。随着诸葛亮军旅屡出，秦陇地形对蜀军粮草运输造成的制约日显突出。若不能因粮于敌，则偏师出奇，与大军正出，面临同样的困难，而分兵只会给粮草转运的统筹组织增加困难。
若单就战略思维而言，奇正之用，可以说是诸葛亮军事思想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之时，即曾规划在“跨有荆益”之后，以一军出宛洛，一军出秦川；第一次北伐，即以偏师出斜谷，大军出陇西。这些都是典型的奇正之用。只是在第一次用奇失利之后，认识到陇山与秦岭对蜀军行动的制约，所以在他此后的北伐中，未再分兵用奇。
但这也只是战略层次。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二次出陇西时，自率主力围攻祁山，另以王平统领蜀军中作战最骁勇的无当营，“别守南围”。在那年五月与魏军的交战中，王平的无当营吸引、牵制住魏将张郃所部，诸葛亮则督魏延、高翔、吴班诸将迎战司马懿主力，取得“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的战绩，这何尝不是奇正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