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徐悲鸿的重要弟子，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奠基人，其作品被苏联印制成明信片，被民主德国用于小学课本封底
戴泽
戴泽，四川云阳人，1922年生。当代著名画家，徐悲鸿的重要弟子，新中国美术教育奠基人，中国第二代油画家代表人物，中央美术学院奠基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批会员，徐悲鸿教育学派代表人物。自幼喜爱绘画，1942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中华民国时期国内最高学府）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傅抱石、谢稚柳、黄显之、秦宣夫、吕斯百、陈之佛等先生。1946年毕业以后，应徐悲鸿之邀北上北平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助教、讲师。1949年协助徐悲鸿等人建立中央美术学院。从教数十年来，为中国美术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著名者有靳尚谊、王沂东等。曾修复徐悲鸿《徯我后》等多幅作品。应邀为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等机构创作大量作品。
作为徐悲鸿先生的弟子，戴泽深入贯彻着徐悲鸿所坚持的现实主义艺术方向和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理想，一生勤勉奋进，矢志不移。他帮助悲鸿先生做了大量繁杂的事务工作，协助开展油画教学，在教书育人上勤奋耕耘，甘为人梯，深受学生们尊敬爱戴。他长期浸养在浓厚的学术环境之中，一方面深刻体悟师长的艺术精神，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艺术修为，始终对深入生活、面向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饱含热情，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楷模。
本文节选自《人民艺术家》杂志第202003期，内容有删改。
面对纷杂的时代，艺术家们从未放弃深入探索和真切描绘，因而创作出了符合时代特色的艺术精品。在对时代进行感知和描绘的艺术家中，中国第二代油画家、徐悲鸿的关门弟子戴泽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戴泽 《自画像》 布面油画 1946年
戴泽生活在中国巨大变革的时代，人生经历波澜壮阔，国家的命运与他个人的艺术之路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时刻将“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奉为圭臬。他的艺术又与为人始终保持一致——认认真真，决不苟且，踏踏实实，孜孜不倦，朝着自己的目标走去，不计较得失利钝。他一生不辍耕作，深入生活，描摹时代，表达内心。
始于一场开学典礼的师徒缘分
1927年，结束8年留学生活回国的徐悲鸿，将“写实主义”视为铲衰除弊、使中国文艺得以复兴的良策而加以标榜，将很多的精力投放在需要大爱和牺牲、关乎人才培养的美术教育事业上，更以国立中央大学为其传道授业、哺育人才的艺术摇篮。
1942年，年仅20岁的戴泽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在进入国立中央大学之前，戴泽只看过《良友》画报和丰子恺的艺术书籍，对20世纪以来快速发展的中国油画并无系统性的认知，更不认识当时已在艺术界颇具盛名的徐悲鸿。而他也不会想到，有生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徐悲鸿就为他的人生指明了方向，也树立了一辈子的榜样。
1944年戴泽与同学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合影 （前排右一韦启美，后排右一李斛、右三张大国、左二戴泽）
同一年，徐悲鸿受到国立中央大学学生会的邀请，为当年入学的新生做演讲，并出题“黄桷树下四川人”。当时的考生要求解题，说《芥子园画谱》中既无黄桷树也无四川人。
面对考生们的不解，徐悲鸿解释道：“诸位中有许多是四川人，非四川人也入川几年了，黄桷树为四川抬头可见的大树，四川人更是天天必见的，现在画不出，就是因为只知临摹而不注意观察现实生活。四川人穿长衫，打包头和赤脚，这在外省是没有的，为什么不去表现这些呢？”
戴泽 《沙坪坝》 纸本水彩 1943年
艺术创作，理念先行。这种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是徐悲鸿先生终生不渝的信条，也让戴泽这个初行画事的少年早早就吸收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营养，奠定了戴泽终身为之奋斗的现实主义艺术观。
除了理论上的启蒙，徐悲鸿还在随后的教学中给予了戴泽实践上的具体指导。到了大学四年级，戴泽正式成为徐悲鸿的弟子，在徐悲鸿的指导下学习油画人体课中色彩的调配与光线的运用，也系统地学习了素描和严谨的写实画风，这都使他受益良多，绘画风格也趋于稳定。
戴泽 《画家徐悲鸿》 木板油彩 1978年
一个画家首先要爱国，要有使命感，随时为国家效力，徐悲鸿的这番教导是对戴泽艺术观和世界观的一次深刻启蒙，影响了戴泽的一生。这也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的思想非常契合。
在国立北平艺专崭露头角
1946年可以说是戴泽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24岁的戴泽结束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的4年课程，离开了生养他的四川，跟着学校回迁至南京，找了3个月教职皆以失败而告终。
惶惶之际，戴泽收到了徐悲鸿发来的赴国立北平艺专任职的电报。那时候的国立北平艺专还没有成为拥有“皇家美术学院”之称的中央美术学院。
想着可以去北平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受徐悲鸿的指导，戴泽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1949年戴泽（左）与李斛（右）在国立北平艺专门前留影
刚到北平，戴泽就被徐悲鸿委以助教一职，并被叮嘱“抽空画画”。这份恩情和这句嘱托被戴泽默默地记在心里。除了帮助教授们教学、做琐碎繁杂的工作，如教具保管、服装保管、布置展览等事务外，他还拿起画笔，描绘社会变迁和生活图景。
功夫不负有心人，刚到国立北平艺专的第一年，戴泽就创作了《乞丐》《艾中信》《老佟和列宁》《东总布胡同》《窗外》等美术作品，其中《乞丐》《东总布胡同》参加了国立北平艺专、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的画展，使他得以在北平的美术界崭露头角。
戴泽 《乞丐》 纸本油彩 1946年
1948年9月，徐悲鸿告诉戴泽需要创作一件作品作为学校的教学示范。戴泽想到了北平大街上有很多郊区来的马车，自己也画过不少速写作品，就请艺专校工做模特，用好友卢开祥赠送的一块大画布完成了构思已久的油画《马车》。
徐悲鸿见到这件作品非常激动，亲自动手修改了画面中马腿的部分，还将此画送到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参加展览。油画《马车》被视为戴泽从创作早期转向成熟的代表作；戴泽也因为此作的成功，被徐悲鸿聘为讲师。
戴泽 《马车》 布面油彩 1948年
1950年，戴泽又创作了代表作《农民小组会》和《和平签名》。同年7月，作品《马车》和《和平签名》与齐白石、徐悲鸿、吴作人等人的画一起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展览会”，并前往苏联、民主德国、波兰进行了为期1年半的巡展。《和平签名》被苏联印制成明信片发行，并作为民主德国（东德）小学课本的封底广为印行。
戴泽 《农民小组会》 布面油画 1950年
除了现代题材的大型创作，戴泽还创作了为数不多的大型历史题材作品，主要有《南昌起义》《张献忠》《太平军大败洋枪队》《水之战》《谅山大捷》《义和团廊坊大捷》等，多采用长方形构图，人物安排呈横向展开。作品重点刻画故事的高潮部分，涵盖人、器、景、境四种元素，画面效果壮阔恢宏、气势撼人。
1953年，徐悲鸿突然离世，留下大量遗物需要整理，包括油画、中国画、收藏品和文史资料。当时31岁的戴泽作为最年轻的治丧委员，义不容辞地挑起整理遗物的重担。除了整理徐悲鸿留下的艺术品之外，戴泽还开始试验如何修复损伤的油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修复徐悲鸿的代表作《徯我后》。
1953年徐悲鸿去世前3天的最后合影 （前排右二徐悲鸿、右一戴泽）
有爱才能万物生
晚年的戴泽仍未停止创作，作品以住所附近的写生为主，如《王府井东堂》《王府井雪景》《东方新天地》《建设者》等，在俯仰之间用画笔延展着人们关于城市变迁的记忆。
后受身体行动不便所限，戴泽坚持透过窗户描绘外面的世界。其中，《窗外》系列画作呈现的不仅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四时景致的不同，更有种寄情于物的感伤。
此外，他还在家布景写生，留下不少静物、花卉作品。他对鲜花树木的珍爱，或来源于它们旺盛而热烈的生命力，“我爱画花，因为不管何时的艰难困苦、人性不堪、潮起潮落，花一直都在开。我也喜欢画树，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树还在”。
戴泽 《百合水仙》 布面油画 2005年
艺术已经是戴泽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一些专业评论家认为戴泽晚年的作品是返璞归真，可以形容为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人物“风清扬”，不再拘泥于绘画的技法形式了。
2020年，98岁高龄的戴泽虽然因身体抱恙住院，却依旧为武汉捐赠了创作于1973年的水彩作品《武汉的汉口码头》，并且亲自为捐赠活动录制了招募视频。这幅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是在郁郁中依旧抗争的、不屈的乐观精神，戴泽认为这种精神更能够鼓励湖北和武汉，也能够让大家看到希望。除了画作，戴先生还捐赠了8万元现金。
戴泽为武汉捐赠的水彩作品《武汉的汉口码头》
就在这次捐赠的不久之前，戴泽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对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定点捐赠的义拍，捐款直接转到了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红十字基金会的账户上，这笔钱所购买的物资很快转交到了一线医护人员手中。在春节那几天，戴泽还参加了一个民间自救组织，捐赠了购买物资的资金。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很多义卖，但都是默默进行捐款……
在坚持朴素价值观的戴泽看来，“人活着总要做点力所能及的对社会有益的事情，相互扶持，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心存感激才能求得幸福安康”，“只有葆有对国家、对民族、对全社会、对全人类的互相的支持，互相的爱，才能够继续负重向前走，有爱才能万物生”。
戴泽90岁以后的作品
“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在疫情面前，戴泽的默默奉献与付出，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世纪老人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也感受到了“真善美”的大爱精神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