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力推大数据“藏宝湾” 破解“证明难”
父亲去世，儿子想要继承遗产，但要公证；子女在国外读书，需要办理一个亲属关系证明，也要去公证处公证……可以说，公证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房产交易、遗产分配，还是出国留学、务工、旅游，或是侵权证据保全、文书资料保管，都可能用到公证。而如今，证明“我妈是我妈”已经成为“证明难”的代名词，“证明难”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4月16日，由上海市公证协会、上海市黄浦区司法局共同主办“纪念《公证法》实施十周年暨互联网时代下公证行业的传承与发展”公证人论坛，论坛上，互联网+、大数据等全新的理念成了众多公证人热议的话题。
与此同时，由上海市卢湾公证处发起的全新公证大数据项目——“藏宝湾”计划也正式公布，这也意味着公证行业正逐步迈入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让数据多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路”也将不再是梦想。
“奇葩证明”让老百姓跑断腿
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奇葩证明”一直以来都是饱受诟病，为了办个公证，公证申请人跑断腿的事情司空见惯。那么，“公证难”到底难在哪里？
上海市卢湾公证处主任张丽丽介绍，在一个继承公证案件中，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需要厘清被继承人的继承人范围，但由于每一个人生活经历迥异以及人员流动性等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可以提供直接的证明。因此，即便在一个最简单的继承公证中，公证申请人也至少需要提供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被继承人的遗产证明，如房产证、车产证和存款证明等，继承人的身份证明，如身份证、户口本等，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在亲属关系证明中，通常又包括被继承人的历次婚姻证明、被继承人子女的出生证明、被继承人父母的死亡证明和被继承人的人事档案证明等。而如果在被继承人的遗产尚未完成继承的法律手续时，继承人中又有一个或几个死亡，那么就发生了继承法上的代位继承或转继承，也就意味着这个案件中所涉及的继承人的范围又要扩大至这些死亡的继承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需要的证明材料的数量同时也将成倍增长，公证申请人需要辗转多个政府部门办理各种证明。而在第一次办理公证之后，公证申请人如果遇到第二次需要办公证的事情，这些材料就必须重新收集一遍。
张丽丽告诉记者，这种最简单的继承公证之所以办理起来手续相当复杂，老百姓必须要四处奔波，在各个政府部门处敲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政府部门之间内部信息没有互相打通，各个公证处的信息也没有共享，公证处难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对于“公证难”的问题，中国公证协会会长丁露也指出，当前公证行业发展的主要困境是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建设是公证行业的短板，因此，公证行业必须注入互联网+的元素。
“藏宝湾”计划：唤醒“沉睡的宝藏”
针对“公证难”的问题，在4月16日举办的“纪念《公证法》实施十周年暨互联网时代下公证行业的传承与发展”上，上海市卢湾公证处正式公布了全新的公证大数据项目——“藏宝湾”计划，计划将通过对于传统公证纸质卷宗中的当事人信息、亲属关系状况等关键数据进行采集、归类和分析来构建公证大数据库，以大数据的方式实现公证行业内部存量材料的实时调取，并在此基础上与民政、户籍、房产登记、银行征信等部门之间搭建信息共享的桥梁，根本上解决“证明难”的问题。
卢湾公证处智慧公证中心负责人刘崴介绍，该项目的灵感来源于一年多前的一次办证感悟。“一年多前，我为一家人办理了许多公证，包括亲属公证、继承公证等。当这些公证书放在我面前时，我发现这些公证书之间可相互联系。当把这些数据相互联系时，我发现这个人的亲属关系网络清晰可见，于是开始思考，是否可以通过卷宗档案的挖掘，来实现公证的大数据化？经过一年多的论证、开发、测试，我们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
根据上海市公证协会统计，2015年，全市共受理了60万件公证案件。过去30年，上海公证行业共保存了超过400万份的公证卷宗。这些卷宗中沉淀了大量诸如老百姓的姓名、出生日期、家庭关系信息、财产信息、社会关系等。在刘崴看来，过去由于技术和思维的限制，这些信息都没有进行数据化地转化，没有得到有效地整合和利用，就好像是“沉睡的宝藏”。相应的，正是由于这些信息没有得到有效地整合和利用，老百姓两次、多次办理公证手续时需要反复提供个人材料。在不同的公证处办理公证时，也仍需提供相同的个人信息，给市民办理公证造成很多不便。
刘崴认为，如果能将这些数据“唤醒”，通过对公证处卷宗的数据采集、录入和整理工作，构建公证大数据库，以大数据的方式实现有关证明材料的实时调取，一旦数据库建成，即可和民政、户籍、房产登记、银行等单位进行互通互联，即可解决“证明我妈是我妈”等证明难的问题，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路”。
刘崴同时介绍，与“互联网+”不同，公证大数据库在规模上需要极大的数据量才能真正发挥效用。这就意味着，“藏宝湾”计划不会仅仅是一个公证处甚至一个地区公证行业的“小金库”，而必然需要整个中国公证行业共同的参与。因此，“藏宝湾”计划将在测试稳定并积累一定数据量的情况下向平台化和众筹化发展。
所谓平台化，就是基于信息交互的需要，未来“藏宝湾”计划将由内网运行转向云端运行。在云端，首先一家公证处所录入的数据可以被全国的同行所查询到，一家公证处也可以查询全国同行所录入的数据；其次，省却了公证处架设本地系统的大量的硬件投入成本，只需要对录入人员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即可，对于系统的日常维护也可以通过远程的方式实现，不受各地现实条件的制约，在全国范围内有着较好的适用度；第三，平台的更新换代只需要在服务器上进行即可，一次更新全国即可同步使用，不会出现因版本不同所导致的系统冲突。而众筹化，就是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公证大数据库，需要全体公证行业的从业人员共同来将之做大做强。
“当全国将近3000家公证处的信息全部接入‘藏宝湾’的那一刻，中国公证行业的历史也将翻开新的篇章！”对于公证行业的未来，刘崴充满了憧憬。
“互联网+公证”改革势在必行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实施十周年，下一个路口，公证行业该怎么走？上海市卢湾公证处的“藏宝湾”计划可以说是为未来的公证行业发展指明了一条道路，不管是大数据，还是运用互联网+，传统公证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公证行业正积极适应新形势，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公证业务发展模式，多维度拓展公证服务领域。上海市各公证机构也积极参与信息化建设，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推出一系列公证业务和公证服务的新产品。未来，上海公证行业还将进一步完善全市统一的公证服务平台系统；强化办证系统各项功能的开发运用；在档案集中保管的基础上，启动上海公证档案电子化工作，形成行业数据资源，扩大行业影响力，更好地呈现公证的价值。
对此，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王协表示，“互联网+”给公证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带来了一定的机遇，运用好互联网思维进行公证业务发展创新，公证行业也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论坛上，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主任段伟在提出在信息化建设的同时，还提出了建立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议。在他看来，公证的实质是一种综合法律服务，公证综合法律服务体系，顾名思义，就是围绕着实现公证效用的目标，充分运用多种公证手段和其他法律工具，整合有关资源，在特定公证业务领域，形成一套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法律服务综合系统。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笑侠则表示，公证行业未来发展方向，除了变革理念和观念之外，还应聚焦“四化”，即：第一、类型化。比如强制公证问题，很多人提出需要公证法加以认可。强制公证有其必要性，关键是如何梳理出它的类型。第二、细节化。运用法律的解释学，这是法律职业人共同的方法，每一个公证员办案件过程中，都会发现法律中的细节问题和漏洞。第三、技术化。很多与大数据、“互联网+”有关的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性手段来解决。第四、本土化。公证工作要借鉴国外，但也要加以本土化。
